路遥

主持人：郝雨（上海大学教授）

  评论家：朱小如（《文学报》资深编审）、叶开（《收获》编辑）、杨扬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）、喻大翔（同济大学教授）、厉震林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）、黄昌勇（同济大学教授）、杨斌华（《上海文学》副主编）、杨剑龙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）、葛红兵（上海大学教授）

  郝雨：上期在“新时期文学30年回眸”专题讨论中我们探讨了朦胧诗，今天我们来谈谈“反思文学”。现在提起新时期文学，人们对朦胧诗、改革文学、知青文学等现象，好像依然都很熟悉，甚至历历在目。但是像反思文学、寻根文学就似乎被淡忘了，大家印象都不太清晰了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反思文学恰恰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忘记的。在不断前进着的人类历史过程中，人们永远需要反思，需要对过往的社会历史阶段进行一些回首和反方向思考。比如现在的美国金融风暴，已经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。就是因为累积了许多历史性的问题而突然爆发的。所以，“反思文学”对历史的反思精神，“反思文学”激发起来的人们的反思意识，应该是文学提供的一种宝贵资源。

  反思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起点

  朱小如：反思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，因为它反映的基本上都是社会问题，而且延续的就是五四时代的社会文化效应。

  杨剑龙：应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入，在新时期之初人们抚摩文革的伤痕控诉“四人帮”的罪恶中，在思考这场民族灾难的缘由时，逐渐从历史深处思考与挖掘民族伤痛的产生、滋长、蔓延，形成了反思文学的潮流。

  厉震林：如果说伤痕文学表现的是一种原罪的主题，反思文学则是一种赎罪，是一个人从非正常状态回归到正常状态以后的人格自我确认，也就是我是谁的问题。

  郝雨：是这样一个脉络，原来我们界定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就是伤痕文学，然后就是反思文学。伤痕文学主要针对文革，反思文学就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然后呢就是寻根。“反思”一词，原本是英国哲学家洛克最先使用的，他将“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”，称为“反思”。而我国的“反思文学”的概念，却是借用了字面上的反向思考这样的意义，具体是指一批作家用文学对文革、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进行思考，从而在意识形态、国民性等方面寻找问题的根源，同时，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。以茹志鹃１９７９年２月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为标志，其中张一弓的中篇小说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写的是在那个价值标准完全错位的年代，一个大队支书为了群众生命而不得不触犯党纪国法的故事，而从王蒙写作《蝴蝶》开始，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开始反思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。张贤亮《绿化树》、《灵与肉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，都被称为是解剖自己的灵魂之作。反思文学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深度。

  厉震林：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不太一样，反思文学反思的是关乎作家个人人生经历的故事，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个人命运际遇中，反思一种政治哲学、历史哲学和人性哲学的命题，到了寻根文学，则是与整个中国历史接通了，文化判断从横向的角度逐渐走向纵向了，它思考的不是一个人的人格自我确认，而是一个民族的人格自我确认。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，如果说“五四运动”是第一次启蒙，新中国成立是第二次启蒙，那么，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则是第三次启蒙。这里，反思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起点。

  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运动史

  杨扬：从时间上考虑，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出来得迟。反思文学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文革”伤痛宣泄以后的一种回味。伤痕文学最初是有感而发的，但到后来，一大批情节离奇的作品涌现出来，文学创作朝编故事的方向发展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反思文学的出现，从思想和艺术探索方面，打开了另一个空间。像张洁的小说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、《沉重的翅膀》等，提出了人的情感问题、工业体制改革的问题等，触及到了比个人伤痛更为具体的社会道德价值问题和体制改革问题。３０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再来回顾这种文学变化，不仅仅是要将文学重新纳入到社会政治的变革过程中来考量，而是需要从“新时期”以来，中国文学的“文学性”建构的出发点来反省这种过度政治化、现实化的文学活动。我觉得很多人在思考“新时期”以来中国文学的时候，总是现实问题的兴趣大于文学的兴趣。作家也好，批评家也好，大大小小自觉不自觉地喜欢发议论，谈时政，仿佛是与国家行政部门相对应的各级后备人才。大地方的大作家、大评论家跑的地方多，知道的情况多，视野所及就是全国、全球问题，小地方的小作家和评论家，只能谈谈地方政治。我们一直热心于跟政治、意识形态和现实的权力意志在较量，而很少考虑文学的发展逻辑。我觉得这是“新时期”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，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解决。“五四”以来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尽管也热心于社会政治，但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是有“本”可依的。像鲁迅、周作人等，知道中国文学传统是什么，哪些东西是真正属于中国固有的，哪些作家作品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。相比之下，“新时期”以来的一批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心中是没有这种谱的，他们只能依靠现实的逻辑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算一步，缺乏一种伟大作家和评论家所应有的远见。我不是要回避现实政治，而是在现实政治的环境中强调文学如何自处。美国批评家哈罗德·布鲁姆在《西方正典》中有一个观点，他认为人们研究作家、评论家时，总喜欢谈论受到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等，却忽略了作家、批评家的独立性。事实上，不是很多作家、批评家接受了诸如哲学、历史等思想的影响，而是文学、批评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换句话说，是文学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文学自身有一个存在论和本体论上的问题。我们为什么那么沉醉于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，而偏偏忽略了文学的自身问题呢？

  朱小如：你看中国文学史所有的资源就是一部中国运动史。

  厉震林：其实，不仅仅是文学史如此，话剧史、电影史都是如此，它们都是一部政治史、运动史，它们的历史分期也是按照政治分期。文学应该有着它自己的美学发展通道，它与政治分期并不完全对位。当然，由于中国现代的特殊历史，文学与政治完全分割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科学的，但是，现在确实应该更好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学历史。我觉得反思文学的出现，有它自己的文学发展逻辑，它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，它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姿态发生了变化，开始从国家叙事变成了个人叙事，文学也出现了个人化和个性化的写作姿势，甚至说是一种个人呻吟，开始关注人、人的心理和人的文化问题。

  郝雨：后来人们对伤痕文学的一个最大的诟病就是——伤痕文学是用文革思维来批判文革现象。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就进入了历史视角和自我视角。

  朱小如：我发现我们回过头来写东西都会有一个社会良知的问题，这跟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知识是有关系的。那个时代现在想起来，首先就要反对“越没知识的人行为越高尚”，这是错误的，有知识的人灵魂才高尚，像路遥的《人生》，它比《红与黑》差远了。这个时代其实还有一点，就是所谓的社会良知的问题，像改革文学就太过贴近生活，跟生活几乎就是一样的，离文学就比较远了，反思文学相对还比较近。

  反思文学使作家开始说自己的话了

  叶开：从当时的著作可以看出反思就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，是个人的孵化。个体性、个人把它拟定了，这个就是文学本身。反思文学有两个贡献，一个就是个人化的出现，还有一个就是罪感。罪感的文学在中国是很少的，过去我们看郁达夫是罪感文学的一个代表。文学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有病的人，不是一个天堂，哲学家面对的才是天堂，像柏拉图，他们才是天堂。文学家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正常的人格，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正常的人。我刚刚看马尔克斯在去年第五期的《外国文艺》上他和略萨的一个四十年前的访问说的非常好：文学在本质上就是“反动”的。这个不是我们所说意识形态的意义的反动，而是说他跟整个社会不是同步的，它关心的是人本身。你比如说我精神焦虑，我精神紧张，我觉得我的价值没有实现，很多人通过创作来疗救这样一个自我。

  杨剑龙：我们应该将郁达夫与其创作区别开来，并且将郁达夫的创作置于当时中国弱国子民的处境中来看，周作人在当时提出“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”这对郁达夫有一定的影响，郁达夫也提出每个人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中国社会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。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的，而中国社会大多缺乏这种忏悔意识，往往只袒露自己身上伤痕，而掩盖自己给别人身上带来的伤痕，总是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，而遮蔽的自己也曾经是施虐者的事实，这大概也成为反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张贤亮的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绿化树》等就带有这样的色彩。

  朱小如：对，张贤亮的最大的功劳就在于写出了人类的悲剧。

  叶开：但是后来这个话题断掉了，到了寻根之后整个就断掉了。

  杨斌华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像１９８０年代反思文学、寻根文学这些作家都是有一定功底有一定积累，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延续下去，都是昙花一现，这值得我们思考，我觉得这是三十年文学一个共性的问题。这跟我们的社会环境、甚至我们自己都是有关系的，他可能通过反思获得非常大的实际的社会利益，这对文学是非常有害的。我是感觉到我们一期一期的这个文学基点是有问题的，我们批评家要不断地在命名、不断的在命名，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命名了，我们许多作家受批评受社会的影响太大了，他们跟着走了，你不要说现在很多作家去做官、去赚钱、去经商，这是中国作家的一个通病，甚至从现代到当代。

  厉震林：应该说，反思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这是一个民族受伤之后的个人呻吟，不要赋予它太多的历史责任，它无法承受历史之重。许多的历史责任，需要以后的文学慢慢地完成和消化。我觉得，反思文学最大的历史贡献，就是新时期文学开始具有了自主意识，作家开始说自己的话了，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的形象解释者了，尽管反思文学下意识中还会回到这种惯性上，但是，毕竟开始自言自语了，而且，逐渐触摸到了文化和哲学的层面，这是反思文学的使命和宿命。

  杨剑龙：反思文学的贡献在于从历史的深处思考民族的灾难，使文学变得更具有历史感、更为深刻。但是今天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反思文学还是浅层次的，还缺乏从更为深入深刻的角度展开反思，诸如从人性的角度、从哲学的角度等，无论是《李顺大造屋》的艰难，还是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的难堪，往往也仅仅是对于历史现象的罗列而已。